新世纪德国电影中的“柏林墙”
□李云雷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 贯通东西柏林,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 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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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 《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http://www.binghamton.edu/fbc/222cs.htm
[5] 《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http://bbs.tiexue.net/post_2251487_1.html
[6] 《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7] 《再见，列宁》台词，主人公的旁白
[8] 《索尔仁尼琴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Article/Class4/200801/17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