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战争观缺失的战争片

李北方

拍战争电影，必然要涉及到主创人员对战争和历史的看法，因为但凡表现战争，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刘恒编剧、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以淡化战争观为主要特色，不问战争的对错，只表现战争的惨烈。这种一反以往“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常规的表现形式，加上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集结号》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在内地收获了超过两亿的票房，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先后上了非常“主旋律”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获得了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可和推崇。

舆论对于这部电影的反应，多少与不久前上映的《色，戒》有相似之处。主流媒体上呈现的是正面的赞扬，电影理论专家们使用的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大片”、“中国主流电影新范例”、“划时代的战争片”等溢美之词。另一方面，《集结号》也遭遇到了猛烈的批评，涉及方方面面，从军事常识到历史真相再到电影的价值观念，但这些批评大都只能在网络上流传。对一部商业电影的反应会如此偏向两极，表明它在某个地方触动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战争是没有是非的吗

战争是暴力的集中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有流血，都有伤亡。如果仅从表象来观察，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场战争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惨烈的程度。人道主义者的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但这并不能解释不同战争之间、一场战争中对峙两方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对战争和暴力的减少做出丝毫的贡献。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最著名也得到最多认同的论断是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做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为了某种目的或某种理念服务的，有了这个视角，就可以看出在战场上厮杀的双方虽然在表象上行为是一致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在《水浒传》中，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个细微改动的背后是方向的巨大调整，从此梁山好汉从一个“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专业技术性组织”变成了一只政治性武装，后来的“被招安”和征方腊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武装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恐怕只有土匪和民国年间参与地方割据的一些小军阀了。

政治是人的活动，而一旦把视野降低到狗的层面，就会“狗眼看人低”，任何一场战争都变成了抢骨头的“狗咬狗”。可惜，《集结号》秉承的就是这种战争观。在电影中，内战战场上的战士不再是为了某种特定政治理念而流血牺牲的人，而是稀里糊涂被推向火海的“炮灰”（崔卫平语）。用这种视角解读黑社会火拼也许是适合的，但用来解读中国的内战，则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历史观和战争观使得历史变得不可理解：如果国共双方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那么弱的一方为何最终会战胜强的一方？为何小米加步枪能打败飞机加大炮？为何老百姓会用手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军队抓来的壮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者干脆躲得远远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政治性最强的军事组织。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比枪杆子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武装斗争的全部任务是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服务，而不是其他，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为之流血牺牲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样概括：“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任何试图理解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解放战争期间，两支军队厮杀的背后，是两条道路、两种理念之间的较量。而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是理想和意志的胜利，是一个在进步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弱者对强者的胜利。借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一句话：“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影片“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总体上抽离了观察战争的政治视角，而且在细节刻画上将政治理念传递的纽带切断。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化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都设指导员，负责向战士们阐释“为了谁打仗”的问题。电视剧《亮剑》虽然突出了军事长官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其中的政委角色仍然是一个有大局观、有知识、沉稳且勇敢的军人。在《集结号》中，指导员的形象彻底改变了。第一个指导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家伙，指责连长谷子地“畏战”，结果被被炸弹炸死，害得谷子地枪杀俘虏，被关禁闭。第二个指导员王金存就显得荒诞了，他是一个跟谷子地一起被关禁闭的文书，胆小如鼠，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子。谷子地要求他来当指导员完全是为了充数，而这个要求竟然获得了团长的认可。他没有起到任何指导员该起的作用，虽然最后也拉响了引信，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孬兵”的形象。指导员如此，也就难怪从连长到士兵各个都是操着南腔北调的“匪兵甲”、“匪兵乙”了。

苍白的“人性”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性”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任何丑恶和阴暗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人性”的烙印，因为下半身的快感而背弃一切是“人性”，为求荣华出卖弟兄也是“人性”。《集结号》也不能免俗，冯小刚宣称他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即人对战争的恐惧，任何人都是怕死的，上战场的战士都是被迫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现在是和平的年代，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但这不表示我们有权利把老兵们想象成跟我们一样贪生怕死，道理如前文所述，历史会因此变得不可理解。抗美援朝是人类历史上对阵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最悬殊的一场战争，但志愿军打赢了，让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低头。如果我们想理解这场胜利，仅从逻辑上而言，除了志愿军将士们的英勇和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还能有什么跟根本的原因？

今人不该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强加给前人，我们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至少要心存敬畏。如果我们自己怕死，就认为打赢了最艰苦战争的老兵也怕死，这是对历史的亵渎。

“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还应该包括舍生取义的壮举，而后者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性。中国的革命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反抗压迫者，为建设一个没有侮辱和欺凌的社会而奋斗的过程。弱者要想获胜，只有“组织起来”，确认共同利益的存在，然后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性的胜利。这样，每一个个人的牺牲就不仅是为了一家一户，而是和一个更广阔的事业联系起来。牺牲可以不是狭隘的，可以不是被迫的，而是值得的，视死如归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样不能以共同利益后来被僭越而否定其曾经的真实存在。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冯小刚导演恐怕是不能理解这句话的，以他的视角来看，所有的死都是一个样的，是不得不死，与任何理想和价值观毫无关系。既然如此，死亡又有什么荣誉可言？“烈士”和“失踪”的又有什么差异？谷子地为什么要为他的47个弟兄讨个说法？

在电影《集结号》中，导演没有明确交代谷子地的动机，惟有一处可以提示的情节：在谷子地寻找老部队的过程中，一个青年对他抱怨：“都是一个村里出去打仗的，凭什么那两个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斤？”

烈士和失踪的差别是500斤小米，这就冯小刚导演眼中牺牲的价值！

“为有牺牲多壮志”，在革命的过程中，牺牲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无谓的牺牲是应该尽量避免的，这是起码的常识。《集结号》最令人费解之处就在于对九连几乎全体阵亡的原因所给出的解释。团长命令九连打阻击，约定以集结号为令，不吹号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随着谷子地追寻的深入，最后得知团长带着部队自顾自地撤了，根本就没打算吹号。这就是被广泛传播的说法，“组织靠不住”。

有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个情节不符合历史真实，解放军没有集结号，而且阻击战的撤退也不可能以号声为令。切不谈这些具体史实，问题是，如此安排会是一个指挥官正常的行为吗？“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是战争的基本法则，像这样以让阻击部队全部战死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不要说共产党的部队里不会有这样的事，就算是军阀的部队也不会这样打仗吧？士兵都打光了，谁来上战场？指挥员这样指挥，谁还会服从命令？

如果不是团长和谷子地有私人恩怨，想要借敌人的刀杀掉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当谷子地知道真相后，发疯一般地冲向团长的墓碑，怒吼道：“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头一紧：全局上国军和共军是“狗咬狗”，共军的上下级军官之间也在“狗咬狗”。幸好导演安排了谷子地在短暂的爆发之后原谅了早已死去的团长，这才没有把革命战争彻底沦为一场“人性”的扯皮。

主旋律被重新定义了吗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混乱，《集结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拙劣的。除了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拍得比以往的国产电影有所进步，其他可称道之处甚少。情节安排和故事的展开有些莫明其妙，解放战争之后是抗美援朝，两段故事没有联系，其主要作用好像只是要引出邓超扮演的赵二斗，安排赵二斗这样一个人物是要帮助谷子地找老部队。唯一的女角色，尿裤子的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谷子地把她和赵二斗撮合成了一对。据报道，冯小刚在拍摄时还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段三角恋，但在正式放映的版本中剪掉了。“戏不够，感情凑”，冯小刚导演的这部“划时代”的大片根本没有脱开这种老掉牙的俗套。

只要稍稍观察主创人员和媒体对电影的宣传，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电影里面的解放军士兵是一群贪生怕死而又稀里糊涂送了死的人，他们却被称为“英雄”；电影表现出来的47个人的死明明是不值得的，可是《新闻联播》的报道却说《集结号》表明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里上战场是被动的，可是冯小刚非要说电影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胜利来之不易”。

吊诡的是，《集结号》这样一部影片被宣传为“主旋律”的，接连上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个政治性最强的电视栏目，不是一部电影可以随便上的，也远非媒体公关所能达到。据悉，上节目的指令来自最高层领导。

要理解这些矛盾之处，就必须跳脱开一部电影本身，在当今中国社会形势和大众文化的格局之下建立我们的批评视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持续向少部分人集中，占人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受挫感增长，劳资关系紧张，社会上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强，新的阶层结构形成。在这种格局下，矛盾冲突多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出现，2005年，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达8.7万起。2007年初，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撰文指出，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触发仍以“因偶发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为主要特点，而这类事件真正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参与者在某种明确的诉求之下组织起来。要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和蔓延，就需要从最根本上打消掉组织起来的基础，让人于人之间失去信任，难于整合。

反观当今的大众文化，总体上正是为这个需要服务的。2007年上映的若干电影，让人们总结出了一系列的“靠不住”，每个电影表现“人性”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指向一点：他人是不可信任的，为任何形式的集体利益奉献都是不值得的。虽然也有不少积极向上的影视作品获得了民间舆论和官方的舆论的推崇，如《士兵突击》和《闯关东》，但这些作品歌颂的都是个人的坚持和奋斗，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种在整体上与革命的年代进行彻底切割、高扬“人性”、贬低群体合作的文化，有助于让处于弱势的群体保持一种原子化的状态，这样一来，对“不安定因素”个个击破就容易多了。这种大众文化并非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引，而是由资本和知识精英构建出来的，反过来恰好符合了政治的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三种权力的结合在这里表现无疑。

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主旋律”的调整，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那种革命的文化，而是“去革命化”的文化。非如此，就无法解释涉及敏感题材的《集结号》能在剧本和影片审查等环节顺利过关，一边收获高票房，一边占领了CCTV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