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了解王任重

大约是在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间的事。王任重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不久，在陕西武功一个林科所的院子里监管。当时我是武大七三级工农兵学员，要去西安“开门办学”。因我与王任重的儿子三宝、四龙是朋友，我父母是王任重的老部下，当时我就心生一念，何不就此机会去看看王任重?老头一人孤身千里之外，也挺可怜的。我问三宝他爹的具体地址，三宝告诉我了，但反复叮嘱，到那儿时不可提王任重之名，只能说是：“找北京来的老王。”

也有一些人对我说王任重的问题尚未查清，不要去找麻烦。

但我这人从小就有反骨，用武汉话说就是“不服周”。认准的事老虎老子都喂你一口。

我去到西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就乘火车去了武功。

来此才知武功是我国搞农业、林业科研的重要基地。此处冠以农、林名称的所、院、大学比比皆是。

记得我是先找到一家林业大学，具体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此大学在一高坡上，那一级级向上的台阶可与南京中山陵比美。我气喘吁吁走至门前询问“北京来的老王”?人家问我叫王什么?北京来的老王多了，沒名字怎么找?记得当时我急得一阵抓耳挠腮，可不是吗?不说名字叫人上哪儿找去?可三宝临行时又再三嘱我不可提他爸爸的名字呀!我急了一阵，猛然醒悟，这门房不知北京来的老王，那我肯定就是找错了呗，还他妈在这儿瞎耽误什么功夫?

我于是又下山去找，终于找到这家林科所。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王任重当时是处于“中央专案组监管对象”级别，但门禁却并非我未来时想象的那么森严。人家问明了我与老王的关系，我父母的名姓及我的来路，就有一个人领着我走进大院里套着的一个小院，一座灰色的小平房，走进去，泥砖的地，一间小房，里面还有一间小房，里间的小房里一个小床，小窗户下面一个小桌。领我进来的人见屋里沒人，说老王就住这儿，人大概去厕所了，你等等，他就走了。

我一人在小房里，挺好奇，四下里打量一下，够简陋的。见桌上摊着本书，上前一翻书名，斯巴达克斯，当时就想，嗬!行啊!感觉一下就与这北京来的老王近了许多。

王任重在湖北当了多年的省委书记，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后来调任中南局书记，后来又升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初有段时间权重位高，报纸上排名相当靠前的。

他在湖北工作时间长，长时间在一个省里一言九鼎，对下属唯我独尊也是难免，有次听下属汇报先而双目微合，进而小有鼾声，搞得汇报的下属进退失据。我这并非是来自大字报的内容，而是也是一位叔叔辈的老干部给我讲的一个小故事。

在小房里等着归来的北京老王，看见小桌上还铺着一张报纸，上面零零散散晾着数十根香烟，我拿起一根看看，牡丹牌，这在当年是很好的烟。我当时也抽烟的，不由得拿起一支放在鼻子前闻闻，竟然有一絲淡淡的酒香，我挺诧异。

我性子急，等一会儿不见人来就出门去找。在旁边一个种着很多果树的院子里的一条小路上停着一辆收破烂的板车，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正在车旁和收破烂的小贩聊天，我一看，那不正是北京来的老王吗。此前我也曾远远见过他，文革初报纸上也屡有他的照片，但缘于地位与辈份，面对面说上两句话的殊荣是从未有过的。

我上前叫他一声王伯伯，自我介绍我是何人的儿子，为何来到这里看他。当时肖慧纳阿姨和三宝、四龙等已将家搬到武昌水果湖张家湾，我怎么也算是家乡来的人啊!加之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而今还仍是待罪之身，遇到一个收破烂的尚可聊个沒完，见到熟人自然是惊喜之后分外热情。

他忙领我回到小屋。因为我是一路找来的，早已错过饭点，他听说我还未吃饭，连忙从地上搬起只媒油炉点上给我下挂面，还打了两个鸡蛋。我也是饿了，半斤挂面两个鸡蛋连湯带水吃了个精光。那年月，这也的确称得上是好伙食了。

吃过饭，他问我抽不抽烟?我说抽，他于是从报纸上晾的烟拿起一支递给我，同时告诉我，这烟是三宝从湖北来看他时带的，他舍不得抽，那知这小屋潮气重，烟就生了霉，霉了也不舍得扔啊，这好的烟!(写至此，王伯伯当年那惋惜之模样又好似在眼前)他一边说，一边又从抽屉里取出两包牡丹烟，撕开包装，取出烟，放进一个茶缸里，然后拿起桌上一个酒瓶抿了一口酒，朝茶缸里的烟“扑扑”喷了几口，又拿起一个小锅放在煤油炉上，将喷了酒的烟放进锅里，加水盖上，点火蒸起来。“这一蒸，又消了毒，又沒有霉味了。”他说。

我问这方法是谁告诉他的?他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他給我点上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果然沒抽出什么霉味儿，反倒还有着一絲絲酒的清香，那味道，至今我仍难以忘怀。

我和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发霉的烟，一边聊天，大多是他问，我回答。他问湖北的农业、工业情况?问他的那些当年的下属如今情形如何?问水果湖有何变化?问社情、问派性，问他关心着的一些事情，我尽力作答。他还不时就我说的些情况作些比较和补充，告诉我他当年是如何作为的。

当他听说我上大学前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锻工，并且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一个生产小组工作时，他兴趣大增，问了很多朱的情况。

感觉他虽然从秦城放出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湖北当时的很多情况还是了解的。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不时的向我发出一些不与时代合拍的感慨，有些话很敏感、很大胆，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他文革中遭受巨大冲击，后又饱受牢狱之灾，一家人七零八落，也是死过几次的人了。如今好不容易脫獄归来，还不意气消沉得过且过了，他却时时在语句中让我看到几分的不甘。

我们聊到下午五、六点钟时停下，我跟着他去林科所的食堂吃晚饭。他拿着两个盆子，先买好二米饭，再盛一勺菜盖在饭上，我等在一边，他打好饭出来递给我，我们一人一盆，端回小屋去吃。那年头，不求荤腥，能吃饱也就知足了。

他边吃边告诉我，这伙食比起秦城监狱已好很多了。他说在秦城时，饭吃不饱尚在其次，沒水喝才最要命，夏天那么热，一天才发一磁杯水，人都要渴死了。这种日子过了很久，直到后来谁谁的老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求救，主席发了话后才有所改善。

饭后我要洗碗，他执意不让，说我不知水管子在哪儿?非要他拿去洗。离小屋不远有个水房，有冷热水管，我跟着他，看他洗完碗，又跟着他一起回到小屋。我边走边琢磨，怎么也将眼前的老王与那个听下属汇报呼声渐起的省委第一书记联系不到一起。

吃过饭天色已晚，王伯伯说要不你今晚就不走了?咱爷俩好好聊聊。我说行啊，有地方住吗?他说有，他出门去让我等着，一会儿一个人推着个板车，车上放着一个单人床，我和来人将床搬到房里，小房太小，勉强才放得下小床，和王伯伯睡的床近在咫尺。他又从自己铺下抽出一条褥子，找出床单给我铺上，对我说，三宝来时就是这样住的。

随后他提议去散散步。说他每天晚饭后都要走走路，这也是在秦城坐牢时养成的好习惯。那里每天只有二十分钟放风时间，平时他只好在牢室里不停地走路，不然身体很快就全垮了。他说。

这个林科所占地面积很大，树很多，我们走到一个门前，看见不少人蹲在地下围着下象棋。这可是我的最爱，我立即过去俯身观战，王伯伯见此也围了过去，我恪守观棋不语原则，王伯伯却忍不往多嘴支招，下棋的人很不爽，头也不抬地来了句：一边去，老王，你个臭棋!王伯伯也不恼，笑笑后领我朝后院走。

在后院很大的一棵树下看到两个小孩约七、八岁年纪，衣衫褴褛，提着一个破旧的竹籃，在树下用一根木棍向树上投掷。这是在干吗?我问。王伯伯告诉我，这树叫皂荚树，树上结的果实可用来代替肥皂洗衣服。农村人穷，沒有肥皂用，只好用这个。边说王伯伯边捡起地上的皂荚放进小孩的籃子里。我也捡起棍子，帮小孩打下不少皂荚。王伯伯后来散步时说，陕西解放这么多年还这么穷，对不住百姓啊!虽然几十年过去，但这一幕，这两句话我始终不曾忘记。

是夜，我们爷儿俩床铺相抵，敞开心扉谈心。回忆起来有这么些内容，问：你在秦城关着时，沒有看见过相熟的人吗?答：几乎沒有。因为秦城监狱关押的人比较特殊，管理制度很严，连放风、看病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除了工作人员外，见不到其他人。只有一次我看病出门，见前面一人的背影十分象陈伯达，但很快就不见了，因此也不敢肯定。问：你现在已出獄了，你觉得中央专案组会怎样处理你的问题呢?我不知道。但我估计不会再将我抓起来，要不干脆不放我不是更好。我想以后就当个平头百姓，或者让我去一个公社工作也行。反正不会饿死的。问：你原来在湖北当书记时，下面的干部都有点怕你，你知道吗?嗯，这我知道，恐怕也不是怕我，而是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轻易不与人开玩笑。敬而远之是不是等于怕啊?他这样反问我，我印象很深。

有一个问题是我來时就想好必须要问的，我问了：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沒当过CC特务!他竟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很大声地对我说，沙弟，你要想相信你王伯伯。这都是他们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斃我!王伯伯非常激动，不停地说是有人陷害他。

我相信了他。以我当年对社会的认知及我的人生阅历，我感觉他对我讲的是真话!

我这才感到，我舟车劳顿来看望这个滿怀愤懑、冤情的老人是应该的。仅从他那么真诚地向我倾诉而言，我也是不虚此行。

是夜，我们聊到一、二点才睡。第二天早饭后，我要走了。王伯伯拜托我替他在西安办件事，他说湖北有两个他的熟人现在调到西安工作，一个叫张雪涛，原来是武汉市副市长，现在西安任副市长，一个叫彭天杞，在西安任市委书记。他说，这个林科所自己种的苹果不错，我买了一些，请你帮我带去西安送给他们，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实际苹果有三袋，二大袋送给张、彭，还有一小袋是送给我的。王伯伯一直将我送到大门口。我身背三袋苹果足有三、四十斤，直奔火车站。后来我在西安分别去找到张、彭的家，完成了他拜托我的事情。

我在西安还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期间和王伯伯通过几封信，时间过去太久，只有一封信还保留着，现抄录于后，以为纪念。

沙弟：来信收到，沒有及时給你回信，请原谅。托你办的事，你办得很好。我沒有任何困难，沒有需要你帮助办的事。望你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健康，回汉后问你爸爸妈妈好。你说了我很多优点，我觉得很惭愧!我受了党的几十年培养教育，但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在湖北工作了十七年，如果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是可以把工作做得好一些的。错误也是可以少犯一些的。但由于我的世界观沒有改造好，骄傲自满、粗枝大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对党对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的确深深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我一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不论做什么工作，我绝不会消极，尽可能为人民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将功补过。

祝你学习进步!祝你父母身体健康!

王任重75年10月20日

王任重伯伯当年给我写得这封信，现在看来，有几分象犯错误干部写检讨的格式文书，但我闯荡江湖数十年，红黑两道，风波险阻，阅人无数。我知道在那个岁月，以北京老王当时的处境，这番话绝对是他真实心态的写照。王伯伯当时处境尤如阴沟里佝臥着的一片残瓦，他绝想不到后面还有老枝发芽、再铸辉煌、瓦片翻身的一天。人都是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也不须过于苛责。

有鉴于此，因是当王伯伯后来在陕西当省委书记时，我去西安出差过，但我绝不会去看他。后来他在北京当了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我去北京无数次却从未造访王府。不是我清高，而是我懂，我懂得升平时节不要唱乱世的歌!

谨以此文向我心中的“北京老王”致敬 !

来源：史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