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中旬，我父亲刘建勋从广西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在河南开展工作过程中，父亲和钱正英阿姨相识，为了一些业务问题，他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竟成为谈得来的好朋友。父亲年长钱阿姨约10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型干部，他们的革命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钱阿姨每次只要到河南，必定会与父亲见面，两个人一聊起来就没个够。

1965年前后，钱阿姨率团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回国后，送给父母两小桶当地的特产红茶，外包装是精美的异国风情图案，我特别喜欢，请求母亲将空桶留给自己装些小物件。父母亲都不喝红茶，他们只在喝红茶的亲友来时才拿出待客。但从他们珍惜的举动中，我隐约感觉钱阿姨与父母的关系非同一般。

1961年秋，钱正英（左中蹲者）和刘建勋（右中蹲者）视察河南农村机井建设工地

钱阿姨与父亲在水利工作中的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钱阿姨，是在郑州西郊的工人文化宫露天泳池里。那时，父亲与市委领导经常和市民群众一起在工人文化宫那个不大的泳池里游泳。有一次，我和父亲同去，见有一位阿姨在池中劈波斩浪，游得非常潇洒，引来不少人的注目，从旁人口中得知，她就是钱正英阿姨。钱阿姨一生酷爱游泳，每周争取两次，每次1000米。1994年9月，她已71岁，视察长江时竟下水游了近千米。

我和我爱人第一次去看望钱正英阿姨，刚走进那简朴的会客室落座，钱阿姨就给我讲述了父亲的一件趣事：“建国初期在湖北，你爸爸任省委第二书记。针对一些干部进城后产生喜新厌旧、与爱人闹离婚的现象，他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宣布，要和刘子厚（时任省纪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共同倡议成立一个‘幸福委员会’。由他两人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目的就是提倡家庭和睦、保护妇女权益，反对这种不良苗头。这件事当时在全国的省、部级干部中流传很广，起了很好的影响。”钱阿姨一边动情回忆、一边忘情大笑的场景，时隔多年，犹在眼前。

20世纪90年代末，为出版父亲的纪念文集，我给钱阿姨去信相求。没想到，她竟然回复了一封800多字的长信。她在复信的开头和末尾两次表达了自己“复信延误道歉”，我也是从这封信中，知道了他们工作中相互配合的一些故事。

1965年“四清”运动时，钱阿姨到黄河水利委员会蹲点。当时“左”的思想盛行，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在父亲的帮助下，黄委会在运动中基本执行了正确的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中，水电部和河南省互相配合，推进河南省的水利工作，尽可能地减少“文革”对生产的干扰破坏。70年代大规模开展起来的河南的机井建设，就是他们搞起来的。在山区建设中，林县、辉县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也是他们共同树立的。……

信中还提到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1961年7月22日，中央正式任命父亲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父亲在座谈研究平原地区涝碱灾害时提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问题，而是方针问题。平原地区应该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但在中央‘以蓄为主’提法未改变之前，河南的‘以排为主’对外不提，要拆除阻水工程，恢复自然流势，暂停引黄。”之后，河南开始纠偏，工作开展过程中父亲得到了钱阿姨的支持。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前的预备会期间，父亲代表河南省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一个正式报告，反映黄淮平原地区治水存在严重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七千人大会上，周总理表示会后要亲自处理冀鲁豫的水利问题。陈毅副总理在参加河南组的讨论时，还当众表态，要请中央批准他带一个师的部队指战员，帮助河南挖开那些阻水工程。会后一个星期，水电部就遵照周总理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的平原水利会议。会上，周总理表态支持了河南的意见，最终在各省（市）级领导中也取得一致的认识。

1962年3月12日，谭震林副总理和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钱正英阿姨牵头组成三级联合检查组来到安阳，检查组首先视察了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水利建设，在接下来为时三天的范县会议上，父亲汇报了半年多来河南在水利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介绍了实施的三条具体纠偏措施，得到钱正英阿姨等人的支持与赞同。

范县会议结束前，钱正英阿姨作了长时间的总结性发言。她从专业的科学角度详细分析了黄河灌溉引发盐碱化的原因，发出号召：在根治黄河问题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据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李日旭回忆，范县会议从更大的范围和更专业的角度确定：“一要彻底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的自然流势；二要积极采取排水措施，降低地下水位；三要停止引黄灌溉……河南提出的三条措施最终全部得到采纳。”

当年11月和12月，农业部和水电部分别召开全国性会议，从国家层面上正式对“三主”（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方针进行了调整。

钱阿姨在复信中还提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刚结束，他（指刘建勋）受周总理委托，和纪登奎同志一起，帮助我去三门峡主持讨论会，定下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和黄河近期的治理工作……”

钱阿姨所提“定下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指的是：1969年夏季，西安及周边地区的防汛形势再度告急。周恩来总理委托我父亲和纪登奎，帮助钱阿姨在河南省的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治黄讨论会，商议对策。最终，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而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恰是水利专家黄万里当年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的。

曾任黄委会水科所泥沙研究室主任工程师的赵业安曾经亲口告诉过我这次会议期间的一个插曲：会议开始后，陕西一度对水电部的解决方案不太满意，认为改建的规模还不够大，与陕西的要求有差距。该省参会的某位负责同志提出省里有事，急需他回去，表示不再参会了。由于陕西省是此次会议的主要涉事方，如果会中退出，将无法达成协议。为了打破僵局，父亲与钱阿姨商量后，就对这位负责同志说：“你有急事要回去处理，那就暂停休会吧。我也没去过陕西，正好与钱正英同志一道陪你回去。等你处理完事，我们再陪你回三门峡，咱们继续开会。”经过他们三个人的进一步沟通协商，短短数日后，他们一道回到三门峡。后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最终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

1971年后，中央决定由父亲接替李德生，担任国务院治黄领导小组的组长。直至1978年奉调回京养病，父亲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与钱阿姨共同负责黄河的工作，他们之间互相提醒、共同协商，配合得非常默契。

2011年4月27日，刘立强、耿西林夫妇看望钱正英时合影

钱正英保护、重用河南的优秀干部和科技人才

2011年4月27日，钱正英阿姨在家中与我交谈时，曾经感慨万分地说道：“‘大跃进’时期，河南挨整的那批干部是正确的，后来就是靠的他们救灾度荒。‘文革’中还是靠的他们坚持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焦裕禄、杨贵、郑永和都曾一度遭人抹黑，不少干部及劳动模范、科技人员，甚至基层干部群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钱阿姨始终没有忘记为这批奋力拼搏、共克时艰的优秀干部和科技人才一再发声，仗义执言。

焦裕禄因病英年早逝，而杨贵与郑永和二人则被周恩来总理先后任命为公安部和水利部的副部长。他们都被钱阿姨称赞为“水利县委书记”。后来，郑永和还成为钱阿姨的得力助手。钱阿姨称赞郑永和等人：“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骄傲！”

钱阿姨在1993年出版的《我和我的师友们》一书中，满怀深情地说到，那些为中国水利奋斗几十年的人们，那些治水大军的带头人，一个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萦回在我的心中……他们都是大禹的传人，他们是江河之魂。

除了杨贵、郑永和等，钱阿姨对有着“河南水利界的张光斗”之誉的陈惺，同样是保护和重用的。陈惺于新中国成立前在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50年，他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自愿调往河南投身水利建设事业，几十年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作出很大成绩，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省政府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等职，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聘为农田水利专家顾问。后来有人在陈惺“离休”问题上节外生枝。钱正英得知后，立即表态让下面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妥善处理了此事，令陈惺本人和子女都非常感激。

记得在与钱正英阿姨做最后告别的大厅里，由她生前选定的《黄河颂》和《长江之歌》两首乐曲低回婉转、余音绕梁、直上九霄。钱正英阿姨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水利事业，但她的英名、功绩和传奇却不会随之落幕。

（作者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退休干部，本文原载《百年潮》2023年第3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