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上，袁同礼（1895-1965）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从 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立北京图书馆（后改名北平北海图书馆）他被聘为图书部主任，直到1948年底离任赴美，他的事业始终与国家图书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他一直实际主持馆务工作，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开创性地使国家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国家图书馆的基本业务格局。作为我国第一个受过专业图书馆学教育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事实上也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轨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鉴于他对国家图书馆业务建设的贡献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本文只择要加以论述。

文献征集采访，兼收中外古今

袁同礼认为，图书馆“为中华文化之宝库，作中华学术之重镇”。馆藏建设是图书馆所有业务工作的基础，没有一定的馆藏作保障，图书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袁同礼继承了以往、特别是北平北海图书馆时期的优良传统，十分重视馆藏资源建设，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采访政策，即：“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二为供给科学研究”。具体说来，对于中文图书，“负有广为收存之责任，应就原有基础，尽量补充，以期造成中国唯一之图书馆”；对于外文图书，“则特注重供给科学研究之方便，数年以后，即可为若干研究中心”；并设立了由众多专家组成的购书委员会。由于当时图书馆购书经费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要求，他便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充实馆藏，如接受缴送、征集受赠、图书寄存、书刊交换、复制补缺等。据统计，从1929年到194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从22.7万册（件）增加到140余万册（件），从而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善本图书采访

善本书籍历来是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重中之重。早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之时，就有了一定的藏书基础。由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是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而成，因此，两馆的藏书无疑成为其基本的馆藏。尤其是京师图书馆的藏书，以清末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以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本馆藏。内阁大库的图书，乃是明代文渊阁的藏书，它是汇合宋、金、元三朝遗留下来仅存的书籍，可以说是我国古籍善本的精华。袁同礼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后，全力搜求国内善本图书。他说:“吾人于固有旧籍自当力为搜进,毋使远渡异国,有求野之叹”。这一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购的善本文献主要有：西夏文古籍、“样式雷”工程模型及图档，清乾隆年间禁书100余种，明清时期戏曲、小说近500种，以及一批宋元明善本、古地志书、金石墨本、舆图等。抗战时期，他又组织人员在各地抢购散于民间的善本古籍。通过访求、搜购、传抄、影印等方式，先后收藏了会稽李氏越缦堂、上海潘氏宝礼堂、聊城杨氏海源阁、广东伦明的藏书等。此外，还收藏了梁启超饮冰室藏书数万册,以及名人手稿、墨迹、金石拓片等。他还多次出国考察,亲赴英、美、法、德、日等国查访《永乐大典》残书, 并将其拍照回国。又派向达、王重民等赴英法拍摄敦煌文献,把看到的敦煌古写本全部拍照回来,由此带动了国内敦煌学研究。

抗战史料的征集     

袁同礼十分重视当代史料的搜集。他说：“历史陈迹,最易泯灭,其资料苟不加搜集, 瞬息即逝”。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清醒意识，号召人们注意对战争文献的搜集与整理。1939年1月，在他的倡议下, 国立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合作，成立了“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工作报告》中说:“此次中日战争,其规模之广,意义之大,为我国历次中空前所未有；关于此次战事之文献, 亟应收集整理,加以保存,以备将来国史之采择,及战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各问题者之参考。”该征集委员会设专人负责搜集、整理战争文献。

这项工作分征集、整编两部分，由北平图书馆负责征集和初步整理，西南联大负责编订。所征集史料的范围，不仅有直接关于中日战争的，也有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交通、教育等方面的资料。搜集范围除中文外,还包括日、美、欧、苏等国家出版物。此外,他们还注意搜集沦陷区的资料,除图书、报刊外,各种资料、居民证、配给证等皆在收集之列。在袁同礼的亲自领导下，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抗战胜利前，仅昆明一地，就入藏中文图书5180种，小册子400余件，杂志2350种，报纸169种；日文图书520册，杂志120种，报纸8种；西文图书1923册，杂志373种，报纸49种。

西南文献的访求

我国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大后方基地，因此，及时搜集西南地方文献，对于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民俗等意义重大。袁同礼也将西南文献的搜集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派万斯年、周汝诚等赴各地访求传抄。这项工作成效显著，搜集到的文献，以西南各省方志为主。到1945年6月，共计入藏四川省志276种，云南省志93种，贵州省志34种，广西省志24种，西康省志15种。志书以外，其他文献也有不少，如东巴文经典就达3700余种、金石拓片351种。由于搜集西南文献成绩斐然，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还特辟西南文献室。

外文资料的充实

蔡元培说：“欲发展新文化则须以外洋文化为借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之初，外国文献相对较少。为了做好外文文献的采访工作，袁同礼专门聘请对国外科学发展相当了解的一批国内著名学者担任采访委员,全方位地对各门学科的基本图书、最新研究、重点学科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分期分批将我国所需要的书刊资料购买回来，使外国文献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基础。同时，成立国际交换组，专门负责与世界各国图书馆互相交换图书刊物,作为外文新书入馆的主要来源。同时，还搜购外国官书、学术团体报告，全套西文、日文科技期刊,以及有关汉学、东方学的学报和专著。此外，还获得了一些外国文化单位和个人捐赠的书刊资料。据记载，仅1930年度（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接受捐赠的西文书籍就有878册，西文小册子1837册。到194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国文献已有了相当规模，不含外文期刊，仅西文普通书就达163，000余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不遗余力地搜集、丰富馆藏，袁同礼还在特殊的年代为国家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物，使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精品免于战火，不致落入日寇之手。

拓展各项业务，加强制度建设

在大力进行文献采访、搜集的同时，袁同礼也十分重视图书馆其他基础业务的建设，如加强对馆藏文献的整理编目，积极开展读者服务、参考咨询服务，举办各种展览等。正是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国家图书馆才奠定了现代图书馆业务的基本格局。

编制目录索引

文献资料的编目是图书馆一项基础业务工作。对此，袁同礼十分重视。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所编的馆藏目录，分为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而以卡片目录为主。除中文、外文新书编制卡片目录外，中文古籍、舆图、金石拓片也都编制卡片目录，以方便读者使用。在袁同礼亲自主持下，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了多种联合目录和专题目录，如《善本甲库、乙库书目》《方志目录》《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西文参考书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图书联合目录》《西文期刊联合目录》等。作为目录学家，袁同礼本人也编制了多种图书目录。这些目录的编辑出版，为读者研究提供了方便,许多目录至今仍具备使用价值。同时，他还仿照一些国外先进图书馆的做法，发行目录卡片，受到业界欢迎。

索引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但这项工作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为了方便学界，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编纂部下设索引组，专门负责编纂索引。这一时期编印出版的索引有《国学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索引续编》《国学论文索引三编》《文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续编》《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石刻题跋索引》《清代文集篇目索引》等。这些索引汇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袁同礼对编目工作的管理要求十分严格，重视工作效率，并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特别重视文献资料的时效性。对于到馆的文献资料，要求尽可能快地编制目录，便于读者利用。抗战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各图书馆所订西文期刊大多不能按时收到，甚至散佚，严重影响了各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在收到西文学术及专门期刊后，立即编制西文期刊索引，以缓解高校之急，使学校师生不至于与西方学术界脱节。同时，他还对传统编目方法进行了改进，即使对古籍善本，他也不按“四部”（经、史、子、集）分类，而是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使查找起来更为便利。

改进读者服务

袁同礼认为，扩充馆藏,不是单纯为了保存,而是要充分发挥图书的作用，使图书馆“由藏书之所而变为用书之所”,“由被动变为主动”,充当“平民教育的工具”。因此，他十分重视阅览工作，并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普通阅览室暂行规则》《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阅览室暂行规则》《国立北平图书馆借书暂行规则》等,要求“各图书馆及学术机关欲借本馆图书者应具备正式公函,由负责者签署盖章,声明对于本馆借书规则完全遵守。”“借书人借出书籍务须爱护,不得污损、遗失、批注、涂改,否则须赔偿同样之书或该书之代价。”这样，既保护了馆藏文献，又达到了读者服务的目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读者服务，主要有四种形式，即：阅览服务、外借服务、馆际互借和研究室（为深入研究专门问题的学者提供的服务）。其中，阅览服务是最日常的服务手段。为保证读者的阅读时间,规定了阅览室开放时间，规定：“除新年放假三日,国庆放假一日外,无论星期、假期均照常开馆,惟善本阅览室，四库阅览室每星期一停止阅览一天。”他还非常注重报道馆藏,在图书馆学刊上及时向读者报道、传递信息, 加深读者对馆藏的了解。此外，他还要求工作人员尽可能提供读者良好的读书环境，为读者提供方便、人性化的服务。据统计，国立北平图书馆每年接待读者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次。最多的1936年，共接待读者约497，000人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提供参考咨询

袁同礼认为，参考咨询工作是图书馆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在他主持馆务期间,专门在阅览部下设立参考组，负责参考咨询工作。1934年，又在大阅览室增设咨询处，由参考馆员担任咨询服务。因有专人负责此事，参考咨询业务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参考咨询业务，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口头回答咨询、函件回答咨询和委托代编专题书目。前来咨询专门问题的，有各种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问题十分严重,参考部门适时成立各种研究室,如国际问题研究室、边疆文献研究室, 供应必备的参考工具书,方便了读者。还应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要求,提供中国东北历史与现状有关的文献。与此同时，参考组还开始建立自己的资料库。从1935年起，参考组每天裁剪国内日报关于重要问题的记载，分类排列，形成系统，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服务。1933年，外交部罗文干部长曾亲自致函袁同礼，感谢为外交部提供的南沙群岛地图等资料，作为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参考。

为便利工程人员,1934年，国立图书馆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美工程师协会合作，设立工程参考室。该室汇集馆藏及两学会所藏工程书籍2000余种，并制定了《工程参考阅览室暂行规则》。不久，又陆续购入、受赠大量工程书籍。随着读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工程阅览室又改革了阅览方式，改为开架阅览。1936年9月，工程参考室迁至南京,改名为工程参考图书馆,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分馆，位于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内。

举办文献展览

文献展览是图书馆揭示馆藏的重要形式，可以促进馆藏的有效利用，同时也是图书馆履行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途径，历来为图书馆界所重视。袁同礼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先后举办了各种性质、各种专题的展览十余次。值得一提的有：1931年江淮等地发生严重水灾，该馆联合营造学社、西北科学考察团、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及一批专家学者，于9月举办了筹赈水灾图书展览会，平均每天接待1300余人次；1933年10月，举办舆图、版画展览，展品818种，分舆图、版画、佛经道经三部分；1933年12月，与中德文化协会合作，举办德国印刷展览会；1934年春，举办戏曲音乐展览会；1935年5、6月间，举办美国印刷展览会；1936年8月，与中国科学社等团体合作，举办科学仪器照片展览会；等等。上述展览主题多样，内容丰富，体现了图书馆与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同时也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

营造人才队伍，推动学术研究

广泛延揽人才

袁同礼深知拥有一支良好的专业队伍，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早在他担任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时，他就为图书馆招揽了不少人才，如赵万里采访古籍，许达聪订购西文图书，蒋复璁负责中文编目，汪长炳办理阅览和参考工作，杨维新采编日文图书，严文郁负责西文编目等。在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后，袁同礼更是想方设法网罗人才。除原北海图书馆的人才，以及京师图书馆的徐鸿宝、谭新嘉、范腾端等，他还从南北各高等院校招聘了不少优秀学生到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人中，有胡鸣盛、向达、谢国桢、马廉、王庸、刘节、贺昌群、梁廷灿、杨永修、王重民、孙楷第、于道泉、谭其骧、张秀民、刘修业、万斯年、顾华、钱存训等。对于老一辈的刘国钧、陈任中等，他也十分倚重。这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可谓群贤毕至，名家云集，极一时之盛。

袁同礼延揽人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切实加以利用，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示才华。他把图书馆视为一个学术机构，并采取专家治馆的方针。他所聘用的各业务部门主持人，均是学有专长之人；就连各业务部门的科组长，也是各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如中文采访部聘请了版本学专家徐鸿宝（采访部、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中文编目部聘请了目录学家刘国钧（编纂部、阅览部主任），金石部主任由刘节担任，索引编辑部由王重民等负责，外文采访编目组均选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业学校的人负责，此外如钱稻孙、李芳复、顾子刚等，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用人上，他讲求任人唯贤，用人不疑。对于各部门职员，只要他们能胜任愉快，都放手让他们去做。他特别赏识部分业务熟练、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他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选用三名职员分配在中文编目、善本库、阅览部工作，这几个人与他非亲非故，只是因为工作出色才被选进来的。后来，馆内虽有几个工作人员是他的亲属，但都是一般职员，不负重任。他有一个在香港办事处工作的近亲还因行为端而被开除。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由于他处事公道，馆内很少发生人事纠纷。

多方培养人才

在袁同礼的领导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如馆内的善本图书虽然管理十分严格，但馆员因研究需要，则可以借阅，只是须当天归还、不能带出馆外。本馆员工为研究需要，必要时可以申请由阅览部主任签发入库证，进入书库，使他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文献。他还鼓励馆员从事学术研究，出资出版馆员的学术著作。谭其骧在馆任职时，同时在外兼课，又协助顾颉刚编期刊，不免挤占工作时间，他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本身也要求工作人员接触大量文献，编目与分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目录学训练，而目录学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训练，馆内多位学者的学术成就都是从编制目录入手的。谭其骧的《馆藏方志目录》、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即是这一类书的代表作。

不仅如此，袁同礼还创造条件，让员工参加各种学习，甚至出国深造。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交换馆员等形式派员出国留学或考察。因为当时留学生公费没有图书馆学名额，必须与国外大学合作，取得半工半读机会。经过努力，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协议，由前者派一名馆员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肄业并兼管该校中文图书，为期二年。每二年更换一人。通过这一途径赴美的有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等人。另外，袁同礼又向美国罗氏基金会推荐北平图书馆员获得奖学金，赴美深造，如曾宪文等人；又以交换馆员的形式，派严文郁去德国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王重民赴法国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向达、于道泉赴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后来这两人从伦敦和巴黎带回不少敦煌资料。抗战结束后，又派徐家璧、丁睿赴英国研习图书馆行政。到1949年，被派出留学的共有20余人。二是资助馆员海外考察。如1931年谢国桢前往日本访书，馆委员会就讨论将其“聘为调查员，每月津贴六十元，为期二年，期满仍回本馆服务，在留学期内，专为本馆调（查）及采访日文书籍”。同年9月，委派特约编纂员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主要目的是调查日本公私所藏书小说戏曲书籍。回国途中，又在大连满铁图书馆日本人大谷氏捐赠的中国旧小说。三是支持馆员去图书馆专业学校进修。袁同礼担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董事，屡次推荐或委派馆员前往该校接受专业训练。为此，该馆还借款自费前往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馆员，以解决其生计问题，约定回馆后分期偿还，接受这一借款的有童世纲、于震寰、李钟履、李永安、丁睿等。

有些学成没有回北平图书馆的，他也毫不介意。他说：“我宁愿舍己，将种子散播出来，将来所获得的果实一定更多。”以后的事实, 证实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曾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目部主任等职的吴光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服务27年, 于震寰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也供职多年, 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曾任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组长的向达, 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曾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编目部主任等职的李芳馥, 后到上海图书馆任名誉馆长、上海图书馆学会副会长；曾在北平图书馆供职的汪长炳, 后到南京图书馆任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等。此外，出自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专家学者还有古史学家刘节、金石版本学家赵万里、古典通俗小说专家孙楷第、历史学家谢国桢、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等。这些作为袁同礼辛勤播撒的种子, 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出版学术刊物

在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上，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学术繁荣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方面与袁同礼大力延揽人才、倡导学术研究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所主持创办的学术刊物，为馆内员工发表学术成果提供了自己的阵地。当然，这些学术刊物的创办，不是以培养图书馆人才为唯一目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创办的学术刊物，共有以下五种：《国立北平图书月刊》（1929）、《学文杂志》（1930）、《读书月刊》（1931创办，1933年与天津《大公报》合作，改为《大公报图书副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1937）、《图书季刊》（1934－1948）。其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与《图书季刊》影响最大。《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改变了此前馆刊以发表书目、业务统计为主的单调报告，大量发表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古籍整理、图书馆学、文史研究学术论文，成为当时一流的学术期刊。其作者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胡适、蒋复璁、傅增湘、孟森、赵万里、王重民、向达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在该刊发表了很多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1934年创办的《图书季刊》，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由袁同礼任主编。需要指出的是，中、英文版并非对照的译文，而是内容各异、出版旨趣不同的两种版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此刊一度停刊，1939年又恢复出版。上述刊物对于推动国立图书馆学术研究、培养图书馆所需要人才，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余论：为什么是袁同礼？历史机遇及个人条件

袁同礼为国家图书馆业务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而他之所以能作出如此成就，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如林则徐、魏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呼吁建立图书馆。20世纪初，国内兴起了创办新型图书馆的浪潮，特别是1909年清政府正式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标志着大型公立图书馆在中国的正式诞生。与此同时，各省纷纷设立公共图书馆。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家相对统一，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数量达到近代图书馆史上的最高峰。据统计，到1936年，除省、市图书馆外，全国共有公、私县级图书馆近千所；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也颇具规模。

其次，图书馆学的蓬勃开展。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学虽在国内已有所介绍，如1909年孙毓修所著的《图书馆》，是中国第一篇系统撰述图书馆的专著，对西方先进的办馆思想进行了论述，并首次介绍了美国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在一定意义上为图书馆学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一批图书馆学者，如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等学成归国，在国内或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或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由美国传教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 ，1862-1931）及沈祖荣、胡庆生等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人才的培养机构。1925年4 月，在各地成立省、市级图书馆协会的基础上，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

时势已成。最后，当然是袁同礼个人所具备的条件。早在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时，他就受韦棣华发起的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影响，立意专攻图书目录学，以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为其理想。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1920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后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院）。毕业后，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供职数月，不久赴欧洲考察。在国外学习与考察的经历，使他眼界大开，学业精进，奠定了从事现代化图书馆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并且，1924年回国后，他又很快得到了施展其所学的平台。在他所履行的职责中，担负时间最长、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历。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馆长。由于馆长蔡元培另有要职，不常在馆，因而此后馆务基本上都是由袁同礼主持处理。

历史将机遇给了袁同礼，而他反过来又创造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