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精神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

——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品格

全根先

刘家和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开辟了当代史学研究的新境界。2023年4月22—23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暨刘家和先生从教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马骏先生出席并致辞，授予刘家和先生“大先生”荣誉称号。会上，多位领导、著名学者出席并讲话。笔者欣逢盛会，作《刘家和：一以贯之的理性精神》学术报告，并对几位专家发言进行评议，受益良多。笔者认为，刘家和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杰出的学术成就，与他一以贯之的理性精神有密切关系。这个理性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始终不渝、竭泽而渔的求真精神；二是求真而不排斥历史的主观性；三是认同文化的多元性和中华文化的某些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他的历史研究能超越政治或学术偏见，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

理性是人的本质和共同特性

理性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本质和共同特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而理性精神则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自然界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一般说来，理性精神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追求真理，坚信外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性，而这种客观规律性是可以为人类所认识的；二是崇尚科学，理性与科学是相通的，科学必须而且一定能体现理性；三是具有自主意识，不迷信权威，提倡实事求是。

在人类历史上，理性精神的发育和成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理性精神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公元前六世纪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神话时代的结束和理性精神的萌发，泰勒斯等人试图从有形的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世界万物的本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些都已超越了人类感性的局限性，显示出理性的光辉。苏格拉底认为，要从日常的具体事物中发展出普遍的、自在自为的东西，开启了人们对理性的关注和发展进程，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本原则，被称为西方“理性主义之父”。柏拉图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推向高峰。

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是西方古典主义理性原则的奠基人。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肯定理性,反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将理性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高举理性大旗,认为法律应当体现理性（孟德斯鸠），天主教是“一切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伏尔泰）。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恩格斯说，这一时期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识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1]

德国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命题。他认为，在“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开始觉醒,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地区的文明并行而独立发展,自觉地进行历史的创造,形成哲学的突破。老子和孔子是这一时期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分别创立了道家和儒家学派。老子对“道”即客观规律的探索和孔子的“仁学”思想，构成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孔子的“畏天命”，并非把“天命”作为一个人格神，而是对于超越于人事之外的客观力量有所认知，“畏”的是知道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体现了清醒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基于这一认识的理性选择。

作为深谙东西方哲学的刘家和先生，则将理性精神始终如一地贯彻到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一以贯之、竭泽而渔的求真精神

理性精神在史学领域最主要的体现是求真。中国是一个“史学王国”，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许多彪炳千秋、传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追求信史。秉笔直书，不仅是对史学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学家的自觉追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3]《史记·三代世表》云：“信以传信，疑以传疑”，[4]均强调历史的真实性。《汉书·司马迁传》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这是《史记》一直被视为中华文化经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写道：“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6]在他看来，即便如实直书有生命危险，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虽死犹荣。

刘家和先生认为，历史是存在的，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就史学而言，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前提，没有求真，根本不能成为史学。然而，求真其实是有难度的。他说：“这个真，尤其到古代历史的时候，因为材料那么少，或者是迷茫的东西较多，我们是要追求真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真在哪儿？材料不够，史学家可以有一个态度，我不说话嘛，不知道的先不说！甲骨文发现了以后，我再说话。”[7]他认为，史学家不能光凭想象，一定要根据材料，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周公《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8]但是，由于文献缺乏，人们并不清楚商代历史究竟如何，也无从考证，甲骨文发现后，终于解开了历史的一些迷雾。这是理性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和必然要求。

在数十年的史学研究生涯中，刘家和先生一直坚持探索历史真相，可以说做到了竭泽而渔。20世纪50年代，刘先生写了《论黑劳士制度》一文，将当时能见到的相关文献几乎一网打尽。郭小凌先生说，这篇文章至今仍是“华语世界有关古代斯巴达黑劳士制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史料的彻底性与论点的合理性而言，国内史学界至今仍无后来者。”[9]后来，刘先生研究印度古代种姓制度，带着老伴金老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大藏经》，对《阿含部》中有关印度种姓制度材料进行了彻底搜寻，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古印度史的必备参考文章。

求真而不排斥历史的主观性

历史研究需要理性精神，需要求真，只有真实才能“经世致用”。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一文中，刘先生指出：“什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呢？概括地说，那就是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重视史学的求真。”[10]在他看来，史学家固然应当求真，尽量做到客观，然而史学毕竟是由人来做的，人总是有价值、有立场的，又受到个人知识的局限性，不可能将人的主观性彻底排除。另一方面，主观既可使人背离真实，又是史家逼近真实所不可或缺，“正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能力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限度以内，所以我们把握历史之真的能力也总是有限度的。”[11]这种限度既是因为证据的不足，也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历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对此，刘先生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历史一旦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一下子变成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了，就是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史学家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一旦成为史学，就是史学家是主体，作为历史的存在，就已经作为历史研究的客体存在，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史学必定有主观精神，不能没有主观精神，也不能没有客观对象。史学本身就存在一个主观与客观的关系。”[12]因此，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学或史学著作。进一步说，史学既然可以“致用”，就不能排除为了“致用”而人为造假杜撰的可能。事实上，史书中“诬”（造假）这一丑恶现象并不鲜见。刘先生指出：“治史之大患在诬，其致用之大患亦在诬”，[13]要防止由致用而变为滥用，“不求真的‘史学致用’，不是真的史学的致用，而是假史学的致用或史学的滥用。”[14]人们在以史学致用时一定要有所自律。

史学家能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纯客观地书写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现代人类最好能够放弃主观。人类要是能到月球上去看，就可以做到客观了。刘家和先生说：“人类要是真到了月球上，就会站在月球的立场上来说话，不会没有立场的。月球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人类对历史，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是无法消灭的史学家的主观。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历史也就完了。”[15]刘先生认为，史学中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和把握好人的主观性，尽可能做到客观公允。这无疑是一种理性认识。

认同文化的多元性和中华文化的某些局限性

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从小就孕育了真挚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始终贯彻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学术报国。然而他的爱国情怀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理性思考的。他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弱点，并试图从学术上追根求源，寻找解决方案。还在初中时期，他就感到：“我既要学中国的东西，这是我们祖国的文化，我不能忘掉它；同时，我又懂得了一件事，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全好吗？如果我们全好，怎么成了这样一个状况？我想，恐怕还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是非常必要的。”[16]这也是他以后从事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缘由所在。

在刘家和先生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说：“西方到十八世纪康德以后，他们把历史理性跟逻辑理性结合起来。尤其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就是概念本身，从概念的纯有直到最后概念分析。他这个是概念，还是纯粹的、逻辑的，可以把他逻辑的历史发展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理出来，从逻辑理性中提出历史理性来。这就是逻辑历史意志。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讲的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是什么？他是概念的历史，不是真正人类的历史。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逻辑跟历史的一致，是真正的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统一。所以，真正要做历史理性的话，要接着马克思做，不是接着黑格尔。但是，做的问题怎么样，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变化。”[17]西方为什么能从逻辑理性推出历史理性，而中国没有从历史理性推出逻辑理性？刘先生说：“我们中国要大力地学习西方的数学和逻辑，不仅是学数学的人、学理工科的人要学，学人文科学的人也得有这个素养。”[18]我们要承认中华文化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主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之所长，这是我们应有的理性态度。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艰难探索过程，而“西方中心论”在史学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五千年中华文明总量被忽略或错误书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家和先生就下决心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来。另一方面，他要驳斥“西方中心论”，不是要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西方中心论”，而是在求真精神的引导下，建立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比较研究，实事求是的分析，力求写出客观公正的世界历史。刘先生说：“世界是有共同规则的，但是又有具体特点，世界是多元的，都承认有各自特点。世界是从小世界变成中世界，再变成大世界。”[19]“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古代史，应该在世界古代史中体现中国，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你说人家‘西方中心论’，人家没有写你，这个责任具体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中国人自己不做，难道让别人来帮你代做吗？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应该自己做，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就觉得，这是我长期的或者是我毕生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古代史。”[20]这是何等清醒的理性认识，为年轻一代历史工作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如今，刘先生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仍然时刻关注和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每天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敬赋诗一首以颂之。

七律赞刘师

全根先

七秩烟云识变常，

依稀梦里少年郎。

恩师关切无书本，

学子风流岂楚狂。

史海耕耘犹越界，

中西比较似连疆。

壮心未已容颜改，

自惜光阴谱华章。

（注：诗中颔联所写乃先生少年故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P391.

[2]钱逊解读.论语[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85.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6.

[4]（汉）司马迁撰.史记（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505.

[5]（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7—2738.

[6]（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直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0.

[7][12][15][16][17][18][19][20]刘家和口述，全根先、蒋重跃访问整理.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05、304-305、306、52、329、330、343、176.

[8]钱宗武解读.尚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78.

[9]郭小凌.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J].古代文明,2020(1):82-85，127.

[10][11][14]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15、20.

[1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