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军报大院的南门出来，就是三里河著名的月坛北街，你别看这条东西长不过两三公里的街道，在北京却很有名气。

它东起于西二环路的月坛，西对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据说当初规划是准备当作进入国宾馆的迎宾大街设计的，并且曾经计划要把月坛北街更名为“迎宾路”。按照这个设计，国宾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至复兴门上西二环路，而后自坛北街径直向西，直入国宾馆大门。简洁，庄严，不拐弯，有很强的国家礼仪感。

正因为有此设想，街道两侧的绿化树便选择了挺拔的雪松，这在整个北京是仅此一处。为什么？因为它给人的感觉，雪松就像街道两侧挺立的礼兵，以肃穆和庄严迎接着八方宾朋。如此景观，我只记得在莫斯科红场见到过。

因为要迎宾的原因，这条街上，当初甚至连汽车公交站都很少设置，酒店饭店则更少。这是为了保持街道的整洁肃静。但是，到了后来，据说因为复兴门、木樨地两座立交桥的相继建成，人民大会堂出来的国宾便可以在非常畅通的情况下，更方便更直接地从木樨地高架桥右转，而后直接进入国宾馆大门，少了月坛北街的两次转弯，这更有利于减少对百姓交通的干扰。

于是，月坛北街的迎宾功能便从此降为次要，所以街名也依然还叫月坛北街。月坛北街的名气之大，并非因为这条街拟议中的迎宾功能，更多的是因为这条看似不宽不长的街道，它所包含的极其深厚的文化韵味。大凡一个地方，一条街巷，文化的历史往往决定它的名气和影响。但月坛北街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的城市新街，历史短暂。它的名气，更多的还不仅仅源于历史。

首先，这是个发生新闻的地方。外交每天进行，新闻天天发生。月坛北街西头终点的国宾馆，是国家外交的窗口，每天都有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宾朋。这是中国外交的新闻热点，不管是电视还是广播，每天都在传播着发生在钓鱼台的重大外事新闻。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决定月坛北街的知名度。因为作为国家新闻，报道钓鱼台足矣，不会再报道月坛北街呀。如果说古建筑，除了月坛之外，月坛北街的建筑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建筑，如果论饮食的话，也只有唯一的一家老字号，就是位于月坛公园斜对过的庆丰包子铺。门面不大，也就是街角的几间平房。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普通的包子铺，也因为地处月坛北街让人由衷的羡慕。

不过，如果单说建筑学的文化意义，在月坛北街，恐怕名声最大的还要数红塔礼堂了。据说当年这里的确有座红色外装的无线发射塔，而今红塔已经无迹可寻。红塔已随烟云去，此地空有红塔名。但是这座看云貌不惊人的以红塔命名的礼堂，在北京的知名度，可以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建于上世纪的1955年，当年在北京曾被称为全京城四大音乐殿堂之一，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还在此招待外宾，许多京剧名角尚小云、程砚秋等都曾在此为外国元首献艺呢。起初名字叫国家计委礼堂，其规模形状在今天看来，不过也就是一座普通的学校礼堂或者部队大院礼堂，但是今天，周边建筑物不论怎么更新换代，这座礼堂的形制包括外观颜色，却依然修旧如旧，十分精确地保留着当年模样。因为它融入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在北京已经进入了文物级别。

改革开放之初，当外来文化的潮流迅速涌入北京的时候，这是整个北京看内部电影的极少数文化场所之一，举凡50岁以上的北京人，一说红塔礼堂，几乎无人不晓，它是年轻人的精神地标，是无数青年的向往之地。那时，只要有三里河的内部关系，弄一张珍贵的红塔礼堂电影票，会受人追捧，被人仰慕。它既是人们对文化的追逐和向往，又是那个年代身份的一种象征。

不过，月坛北街的名声远播，这都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原因，这条街道有它独特的人文景观，第一，这里集中居住着国家各部委的一大批高级政府官员，其次，除了官员，这里还集中了大批的文化名流。

六十年代，党中央为了表示对大批文化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方面知名人士的关怀和爱护，根据周恩来总理提议，将一批泰斗级的名人迁往这里的南沙沟居住，享受国家部长级待遇。因为这里是国家权力中枢，环境优异，交通极为便利，又有玉渊潭国宾馆毗邻，水丰树绿，风景优雅，非常适宜居住。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里便有了大批的国家级文化名人的身影。正是由于这些名人的迁入，立即给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的人文风韵。我们这些长居于此的居民们，便可以近距离一睹大批闻名海内外名家大师的风采。

这种机会，常常令其他地方的人艳羡不已。比如，十多年前，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边饶有兴致地看钱钟书的同名小说《围城》改编的电视剧，兴之所至，你还可以马上去街边兜上一圈，寻找《围城》作者钱钟书和他的夫人杨绛正在漫步的身影，碰巧的话还可以跟这位泰斗级的老人聊上几句；我们还可以在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君武的漫画之后，对人骄傲的吹牛，我们和华老算是对门邻居啊；我们还可以在购买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以后，到几百米外的他家中寻求这位史学大师的亲笔签名；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还可以在欣赏歌剧《白毛女》、在诵读著名长诗《雷锋之歌》《回延安》《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系列名作之后，近距离地去家中拜访这些作品的作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而后再为报纸写篇人物专访之类。而这些，对其他地方的新闻同行，或许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碰巧的话，在贺敬之部长家里，我们还可以同时看到他的夫人、出生于郑州的我的半个河南老乡、同样也是著名作家的柯岩。对人热情的这位著名女作家如果兴致来了，她可以饱含热泪地给你朗读她怀念周总理的长诗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你还可以请她谈谈《寻找归来的世界》是怎么跟那些小孩子交朋友的。碰上老作家高兴，你或许还可以得到一本她的签名赠书。我们还可以答应为好朋友们去找这些名家弄些首日封去签名。

当然，像这样的属于“熊猫”级别的国宝，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像医学大师吴阶平，以及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用漫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大美术家蔡若虹，等等，而这些重量级的大人物，在别的地方，你是不可能如此批量的见到的。在月坛北街，只要你愿意并且有心去拜访，并非难事。

名人们住月坛北街，月坛北街也因为他们平添了文化的厚重。

名人多了，发生在月坛北街的故事就多了。从我们大院出来的一侧，有几栋看似不起眼的楼房，在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时期，属于北京市管理的一批作家、画家、艺术家等，就被北京市安排这里居住，其中既有保护的意义，也是对老作家艺术家的特殊关怀和厚爱。月坛北街，一条平凡的街道，因为历史和文化，平添了几分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