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宇既是著名诗人，又是书法大家。其诗其书互为营养、互为映照，都贯穿着一种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他的诗歌。
上世纪80年代，我曾试图用形象化的语言概括旭宇诗歌的风格——清晨的春鼓。很明显，清晨就是清新，春鼓就是刚健。
风格是艺术家基于个性对于艺术题材、艺术手法、艺术主题、艺术情调的一种自觉选择。从旭宇的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现当代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借鉴。但是这种借鉴是经过诗人艺术个性的过滤的。比如，在他的清新诗风里，明显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影子，但是他摒弃了王维的禅味，孟浩然的隐逸，韦应物的伤感和柳宗元的凄凉，而只是吸收了质朴无华、皈依自然、干净利落的格调。又比如，在他的刚健诗风里，明显有贺敬之、郭小川的影子，但是他只是吸收了贺敬之、郭小川豪放的气派和气象，而豪放情怀的传达，则多以自然界的事物为载体，具有深厚的象征或暗喻的意味，而不是像贺敬之、郭小川那样直接介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他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对于时空顺序和艺术逻辑的适当打破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阅读上的陌生感，但是又以读者能够还原意境或意象为界限，而不是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那样推到陌生化的极端，给读者制造无法逾越的阅读障碍。依据时代需要和自己的个性，融众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这就是艺术的自觉。
我们说旭宇的诗风是清新刚健的，绝不可理解为他的诗有的清新、有的刚健，而只是说有的侧重清新、有的侧重刚健，但是清新又不离刚健、刚健则不失清新。比如《奔雷》一首，诗人一方面着意表现奔雷的万钧之力，一方面又把画面安排得相当空灵，同时又通过接近联想，把“活泼”的“溪流”和“春的嫩绿”等等意象移入画面。这样一来，主调是刚健的，但底色依然是清新的。
大自然中的事物千姿百态，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往往具有多侧面的审美属性，恰如王夫之所说：“天情物理，可哀可乐，用之无穷” （ 《姜斋诗话》 ） 。但是对于美的发现，还要靠诗人的一双慧眼。以柳为例，古人大都把它划入优美的范围。如“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 （白居易《青门柳》 ） ，“无力摇风晓色新，细腰争妒看来频” （杜牧《新柳》 ）等等，都属此类。然而到了旭宇笔下，却别有一番风采： ……可以把我劈成柴烧， /让我为烈火大声地欢呼； /可以把我做成龙舟， /让我伴勇敢的心与风浪搏斗； /但不要把我制成棺材， /去伴那些腐臭！—— 《我是一株柳》
很明显，这一株柳是清白高洁、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等高尚品德的化身。在这里，诗人显示了一种诗起古人之弱的千钧笔力。从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习焉不察的习惯势力中挣脱出来，发现表现对象的新的美质，这就是艺术的功力，这就是艺术的创造！
艺术创造力除表现为独特的眼力之外，还表现为对客观表现对象的同化力和征服力。以《黎明，来到城市》为例：你听，它那潮水的步音， /起自哪里？/带着春的乐律和激昂的诗情， /湮没了大街、小巷， /灌溉着工厂、学校， /和每个新开的工地。
黎明时分城市的街道，熙来攘往着车辆和人流，虽然显示了热火与生气，却也委实喧嚣和杂乱。然而，诗人却通过表象的分化，排除了喧嚣与杂乱的一面，只保留了流动的美这一基本形态和主要特征，进而又通过类似联想，把它描写成生生不息的春水。经过这样一番表象运动，黎明时城市的街道便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于诗人的笔端，既清新澄澈又富有活力。艺术创作的实践一再表明：变异表现对象，永远是艺术价值之所在。实况录像式的反映，永远不可能成为艺术。
清代诗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 （ 《而菴诗话》 ） 。旭宇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民艺术家。站在时代前列，以艺术的一翼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他在自勉的条幅中写下“诗书载道”四个大字，这可以看作他的艺术宣言。旭宇学养深厚、志行高远，雅好竹兰梅菊，仰慕古代君子之风。所有这些，都是他形成清新刚健的诗风、书风的主体依据。
应当说，今日之世，我们太需要清新刚健的艺术作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进取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物欲的驱逐下，浮躁、短浅、讲求实惠、放纵享乐、美丑倒错等等，也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如果任其蔓延开来，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变成一场黄粱梦。匡正这种颓风，文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我们在烦躁或情绪消沉时读一点清新刚健的东西，就有可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又如，文艺家的心灵如果有一些清新刚健的因子，就不会创作那么多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的作品；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能够多欣赏一些清新刚健的艺术作品，或者能写出一点儿清新刚健的作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的几率。因此，我们期待多出几个旭宇，多出他那样的诗文、多出他那样的书法作品。